J.K.罗琳（J.K. Rowling）终于决定，不再扮演温和的“魔法教母”角色了。
在9月底的一篇网络长文中，这位《哈利波特》原作者怒斥了曾因出演赫敏一角而成名的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罗琳为何如此愤怒？
导火索，源自沃特森最近在一档播客节目上的言论。当时她说，尽管和罗琳意见相左（主要是对跨性别人群的看待上），但她仍然热爱这位畅销书作家，并且拒绝“抹黑”她。
然而，在罗琳看来，这种和解言论，却是虚伪的漂亮话而已。
于是，罗琳开战了。
2001年11月，罗琳与11岁的沃特森以及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和鲁伯特·格林特一起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首映式红毯时，她正是沃特森现在的年龄——35岁。
从当时的照片来看，罗琳显然非常喜爱那些将她笔下虚构人物搬上银幕的童星。
但随着近些年罗琳逐渐介入跨性别议题，她与偏自由派的演员们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不仅是沃特森，饰演哈利的丹尼尔，也曾严厉批判罗琳言论，称她的观点“玷污或削弱了”粉丝们对其作品的喜爱。
罗琳回忆起2022年的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典礼，当时，针对她的死亡威胁正处于顶峰，沃特森在舞台上公开玩梗说“我为所有的女巫而来”（然后低声说“除了一个”），这被广泛解读为对罗琳的暗讽。事后，沃特森托人给罗琳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对你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
对此，罗琳表示：“艾玛刚刚公开地给我火上浇油，却认为她的一句口头关切就能让我相信她的基本同情心和善意。 ”
这场发生在两位知名女性之间的公开战争，成为全世界的谈资。而在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都站在了罗琳这边，形成了舆论一致支持“罗琳阿姨”的氛围。
其实，这幅景象在我们看来，是令人讶异的。因为仅仅五年前，这位作家还曾因“辱华”而被口诛笔伐，被贴上种族主义和文化傲慢的标签。
五年时间，是什么让同一批受众，将一个昔日的“罪人”，捧为今日的“亲生阿姨”？
-曾卷“辱华”争议-
其实，2020年，罗琳是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是被钉上耻辱柱的。
那一年，当罗琳因跨性别言论（她当时说“只有来月经的才是女人”，具体不阐述，略复杂）在西方世界陷入围攻时，这场风暴以奇特的方式被“转译”并输入中国。跨性别议题在中国缺乏群众基础，它过于遥远和抽象。
于是，批评者们——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从罗琳的小说里，找出一个符合中国网民情绪点的事端——《哈利·波特》中的华裔角色，“秋·张”（Cho Chang）。
在批评者眼里，这一角色名，构成了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国家或民族的歧视。
因为，这个名字是对东亚文化的混乱拼凑。批评者指出，“Cho”（卓）是一个常见的韩语姓氏，而“Chang”（张）则是一个常见的汉语姓氏，将两个不同国家的姓氏缝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据称是华裔的角色名字，被视为作者对东亚文化“脸盲”的铁证，是一种敷衍且居高临下的文化挪用。
更致命的指控是，两个以“Ch”开头的音节，让很多人联想到了历史上歧视华人的蔑称“Ching Chong”。这种语音上的相似性，使得这个名字在批评者眼中，不再仅仅是无知，而带上了恶意歧视的色彩。
“Ching Chong”这个词儿之所以被认为是辱华用语，不是因为它字面上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而是因为它的使用历史。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美社会，当时很多华人劳工来到美国修铁路、洗衣服、开小店。因为他们说中文口音重、语调高低起伏，听在一些西方人耳里就成了“ching chong”那样的声音。于是，带着嘲笑和轻蔑的模仿就出现了。
白人孩子会学着这种“怪声”，在街上冲着华人喊“ching chong Chinaman”；在电影、电视里，也常有人用这种声音来扮演“笨拙的中国人”，拉眼角、做鬼脸。这种模仿的背后，不是好奇，而是侮辱。
它不是在学语言，而是在学“异样”。说这话的人往往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暗示中国人说话“怪”、样貌“丑”、文化“低”，是一种把人当笑话的方式。哪怕现在说这句话的人可能没恶意，但它承载的历史记忆是歧视、排斥和侮辱。
就像“ching chong”这两个音节本身没什么，但当它成了一种符号，通过夸张、怪异的发音，将华人永久地固化在“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一位置上——代表被嘲笑、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中国人——它就成了伤人的语言。
“Ching Chong”的核心伤害在于，它并非一个中性的拟声词，而是一种语言暴力。使用者非常清楚，这个词并非中文，其唯一目的就是触发对方关于种族羞辱的历史记忆和创伤——这是一种故意的冒犯。
除了名字之外，秋·张这个角色本身也被批评为扁平的刻板印象集合体——
批评者认为，秋·张在叙事中的功能极其单一，其存在几乎完全是为了充当主角哈利·波特的初恋对象和第一个吻的对象。她缺乏独立的人物弧光和内心成长，性格被简化为美丽、受欢迎但又多愁善感和脆弱。与书中其他哪怕是次要的白人角色（如珀西·韦斯莱）相比，她的塑造都显得单薄而工具化。
这种批评，进一步延伸至罗琳笔下的其他亚洲角色。例如，在《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中，伏地魔的宠物蛇纳吉尼（Nagini）被揭示其前身是一位受到诅咒的亚洲女性，这一设定被指责为强化了对亚洲女性的物化想象。
当然，为罗琳辩护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考据派的粉丝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来自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普遍使用威妥玛拼音（Wade-Giles）而非现代汉语拼音。在该体系下，“Chang”是“张”姓的通用拼法。至于“Cho”，虽然作为姓氏不常见于华人，但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女性名字的合理英译，例如“秋”（Qiu）。
事实上，《哈利·波特》的官方中文译本就将角色的名字处理为“张秋”，这为“Cho Chang”作为“Zhang Qiu”的英译提供了合理性支持。
然而，在2020年那个群情激愤的夏天，这些技术性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真正重要的是，那种“作者缺乏尊重、敷衍了事”的观感已经形成。当时，中国网友以及媒体给罗琳冠以“大阴阳师”的名号，这个称谓和沃特森的“女巫”玩笑比起来，倒显得更损一些。
这一“辱华”争议发生后，罗琳没回应过，不知道是无视，还是觉得没必要回应。
不过，五年后，在罗琳与沃特森的“开撕事件”中，这位“大阴阳师”竟成了全世界范围内，唯一得到中国广泛民意普遍支持的人，也算奇哉怪哉。
因为，五年后，战场变了。
-如今被支持的背后-
2020年的“秋·张”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象征性伤害的争论——它冒犯的是文化尊严和民族“面子”。一个虚构角色的名字和塑造方式，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它并不会直接威胁到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但如今，罗琳与沃特森的决裂核心，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具体得有些朴素的尊师重道之情，以及“恩将仇报”的反噬。
对于如今相当多罗琳的中国支持者而言，甚至并不清楚双方在性别理论上的具体分歧（对于跨性别人群的事儿，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实在也没办法进行深入探讨）。但他们能清晰地理解并被激怒的，是一种普世情感叙事：
背叛。
在多数中国人朴素的价值观里，让自己成名的“原作者”或“恩师”，是艺人必须感恩戴德、需要敬重的人。这种关系近乎于一种拟亲属关系，公开的背离被视为一种严重的道德瑕疵。就像林青霞因演绎琼瑶剧而出名，如果前者在功成名就后公开批判后者，想必绝不能容于舆论。
因而，艾玛·沃特森的行为，在这种文化滤镜下，被解读为一出“恩将仇报”的戏剧。
在很多人看来，沃特森的全球声誉和巨额财富，直接来源于罗琳笔下的赫敏一角。没有罗琳，就没有她的今天。因此，她的公开反对，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行为。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2022年BAFTA颁奖礼上，当罗琳正遭受网络暴力和死亡威胁时，沃特森那句“我为所有女巫而来”的公开嘲讽，被视为一种卑劣的落井下石 。这不仅是观点分歧，而被看作是人品问题。
另外，自从2019年的《小妇人》之后，艾玛·沃特森的影视作品寥寥无几，事业进入了瓶颈期。因此，她近期在播客中那番看似“和解”的言论，被许多中国网民解读为一种极其功利的算计。
普遍有论者认为，沃特森之所以放软姿态，是因为她发现，在西方世界，“政治正确”的潮流正在逆转，罗琳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她此时的“示爱”，不过是想修复与罗琳的关系，以便在未来可能重启的《哈利·波特》项目中分一杯羹，或者仅仅是为了改善自身公众形象。
这种和解，被贴上了“一切都是流量的算计”的标签，显得虚伪且廉价。
所以，基于朴素道德和人情世故的审判，其传播力和感染力远比晦涩的性别理论要强大得多。它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了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真诚与算计的道德故事。
而在这个故事里，罗琳就变成了那个被背叛的、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世界的价值观，有整体“右转”的趋势，而对于以前自由派（美国左派）的过度包容引发反弹，中国不少人也将其视为“敌人”。
这个敌人，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个统一的代号——“白左”。
艾玛·沃特森的公众形象和言论，契合了中国网民对“白左”的所有负面想象：出身优渥、脱离群众、满口理想主义空谈，沉迷于身份政治而无视现实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好莱坞“白左”扎堆的由来。
而罗琳对沃特森发起的阶级批判，则为中国网民提供了致命炮弹。当罗琳指出沃特森的自由派观点是建立在其优渥生活所提供的保护之上时 ，这彻底坐实了中国网民对“白左”的想象：他们的“善良”是一种廉价的、无需承担任何后果的特权奢侈品。
于是，一条古老而实用的法则开始生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罗琳对抗的，正是中国互联网舆论场近年来持续批判和嘲讽的对象。他们突然发现，全球最知名的女作家，竟然在世界舞台上替自己说出了所有想说的话。
因而，罗琳这位曾经涉嫌“辱华”作家，摇身一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嘴替”和盟友。
在这套新的叙事框架下，罗琳的身份被重塑了。她不再是那个“辱华”的英国作家，而是一位“对抗全球白左的勇士”。她的“旧罪”被淡化，她的“新功”被放大。
一场舆论上的价值重估，就这样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
-吊诡之处-
但，我们要提醒那些对艾玛义愤填膺的国人注意另一件事——
近期，J.K.罗琳转发了一篇旗帜鲜明支持以色列的《观察家》文章，这在西方引发了不小波澜，因为此举被广泛视为对以色列争议性军事行动的背书。
这构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局面——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主流舆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显然更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而此刻，那些为罗琳鼓掌的中国支持者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所欣赏的这位作家，在这一重大国际议题上，正站在与他们主流价值观几乎完全相反的立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他们嘲讽为“圣母”、“白左”的群体，例如艾玛·沃特森，恰恰是这场冲突中公开呼吁停火、支持巴勒斯坦人道主义权益的一方——艾玛甚至曾因此被以色列前官员指责为“反犹”。
于是，一个吊诡的困境浮出水面：当我们将西方内部的文化争论引入本土语境时，我们支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在支持罗琳这个人，还是在支持她所代表的某种“反白左”姿态？如果仅仅是后者，那么当发现她的核心立场与我们相悖时，这种情感上的“代入”和支持是否还站得住脚？
这进一步使得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罗琳在跨性别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她在巴以冲突中的明确站队，似乎隐约贯穿着一种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逻辑。
如今，很多人赞赏罗琳的一点是——她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不像艾玛一样投机。换句话说，罗琳就是一以贯之的“保守派”，而且立场偏于白人本位主义，这样的群体，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以及作为白人的优越感。
基于这种逻辑，不能不怀疑，当初她写下“Cho chong”时，内心确实暗含着对华裔群体的刻板歧视印象？
事实上，罗琳在中国的舆论反转，与她本人没关系——她没有为“Cho chong”道歉，也没有改变她在任何议题上的立场。
五年前，中国不少网民借由那个名字，宣泄自己的民族情绪。五年后，可能还是同一批人，又热情拥抱了罗琳，用她来作为对抗西方“政治正确”思潮，以及对“忘恩负义”行为的道德谴责。
罗琳，始终是那个罗琳，变的只是中国不少网友的价值排序。
这出戏剧性的反转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当今全球化的舆论场中，没有永恒的身份标签。所有的支持和反对，都高度依赖于当下的议题和语境，是一种基于现实功用的战略选择。
而今，被捧的“罗琳阿姨”，未来，也可能因为一个新议题，再次被打回“辱华者”原形。
撰稿 | Jana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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